完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体系，必须以完善根本政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为重点。

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因为这表明一个人仅仅是贵族并不能进入统治核心，而必须是年过六十岁的贵族方可能进入元老院。对于一些人来说，问题是古代中国不应有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宪制，这是一个规范问题或价值问题，尽管其实是一个利益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王位继承人及其配偶的宗教信仰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也已经因人设事的修改了。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庞大的陪审团不负责任的有力例证之一。美国1790年全国人口数才是390万（参见纳什等编：《美国人民》（下卷），刘德斌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附录1069），面积大约80万平方公里。[51] 这样一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国家，为什么中国是独特的，并且一直是独特的。宪制研究当然要研究一国的或比较研究各国的宪章和宪法判决，还必须包括立法机关的和行政机关的无论何种名目但影响本国宪制问题的决定，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避免混淆甚至颠倒名和实。

很容易与之混淆但必须严格区分的是另外两种宪法问题。极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宪制要同时创造中国的互动且相互补强的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而不是如同之前所分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基本是在社会或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或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世界著名公法学家法国狄骥先生所作著的作为公法学经典著作之一的《公法的变迁》[19]其内容也同样如此。

同时，笔者还认为现代公法发展整体性不足，以公法规范的整体性，从根本上决定于公共权力的整体性。而硬要建立的话，回过头来一看，其实还是原先各个部门公法中已有的制度。[33]但实际上无论提出-建立-应用都依然是纸上谈兵，尤其是应用。同样如此，公法学也不会有整体或统一的制度。

2009年袁曙宏等出版《现代公法制度的统一性》。因为，首先，统一就是一个多义词。

因此，现代公私法理论的划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3]袁曙宏、韩春晖：《公法传统的历史进化与时代传承---兼及统一公法学的提出和主张》，《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而实际行政法学总论的内容就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这些范畴渐次展开，并形成前后连贯的内在逻辑关系，奠定了统一公法学系统性的基础。

（三）为何是统一公法学而非统一公法?或者如何能统一? 该理论倡导者们一直都使用的是统一公法学，偶尔使用统一公法，如2009年袁曙宏等出版的《现代公法制度的统一性》，其实主要还是指统一公法学。同时，面对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地将某一类社会关系由单纯的一类法律制度予以调整，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是一种期望，从宏观角度，法律制度的分类和法律制度的融合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辨证统一。然而，时至今日，对统一公法学理论基本上是创立者们的自言自语或自我证成，反思、反驳或批判的声音很少并很小，偶尔有一点也是不成体系，如有的学者指出：统一公法学的构建，至少面临两大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是制度支撑上的实践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现代公法的整体性.马克思认为真理之所以是具体的，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6]。

笔者认为就这些制度本身来说既可以是整体公法的，也可以是部门公法的，所以原作者才使用现代公法制度的统一性来加以限制。有人认为行政法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一般意义的理论。

因为，应用说到底是主观上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

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58]   五、结束语：公法学发展之方向：公法私法化 在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以及中国漫长的社会里，始终缺失饱含人文关怀的私法，充斥漫长岁月的恐怕只是表现为强制和命令，甚至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公法。所以，再次强调的是：统一公法学理论就应该称谓整体公法学理论，围绕整体公法学理论构建相应内容如原则、制度等。[56]贺善征：《行政法律观念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沈开举：填补公法学学科空白的皇皇法学大作---读《统一公法学原论》有感等，这些书评不用看内容仅从题目上就可看出溢美之词。其次，法律观念还体现人们的理想要求。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再次，法律观念也可能作为评价立法、执法的一种标准。

当今时代，公法的真谛并非仅存乎于制定了几许细致周密的法律、构建了如何理想完美的法律系统，而存乎于是否熔铸了一种法律精神，只有它才是法的真正生命之所系。[18]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上中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这就像行政法一样，全世界几乎有行政法的国家都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但却都有行政法学或行政法理论。公法离散化的现象，使公法体系越来越庞杂，内容越来越丰富，以一种理论予以统一，实属不易，何况分散的公法学也照样有自己的理论或理论指导，而且由于相对具体，容易操作。

罗豪才先生的优势地位在于：政治上他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学术上他曾是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会长，至于曾经的北京大学副校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就不在话下了。公法学之可能性发展方向应该是公法私法化。依然是一种宏大叙事，缺乏具体制度。二是方法论证上的理论问题。

[40]钱福臣：《西方宪政思想中的人民主权与限权政府---美国宪法价值目标和宪政模式赖以设计的理论基础》，《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2期。就公法的维度而言，现代公法应当改正公法对政治之维的过于偏重，从内部视角上强化具有正义的价值之维，从外部视角上协调政治之维、经济之维和社会之维。

之后，作者及其弟子继续发表论文与出版著作，为统一公法学理论造势。就公法的机制而言，现代公法要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重，公法手段与私法手段结合，硬性强制与软性约束兼备，促进多种机制、多种手段、多方力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形成合力，构建现代社会和而不同的理性的公法秩序。

  四、统一公法学理论之可能性贡献 在指出质疑并反思统一公法学理论的同时，笔者也认为该理论也还是有足够的理论价值及实践功用的，引起了吾辈的关注与思考就足以说明。笔者甚至认为，前述袁曙宏所提出的五种统一公法学制度其实更接近理念或原则，而不是制度本身，既现代公法主体原则、现代公法行为原则、现代公法程序原则、现代公法监督原则、现代公法责任原则。

[24]无论消极公权的行使，还是积极公权的行使，都客观上促进了公法的进步与发展。[11]据笔者观察统一公法学已变得很牛的样子了。把它的组成部分说成是‘整体的‘部分，宣称‘部分应绝对服从‘整体并为之服务。[54]袁曙宏、宋功德：《论统一公法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公法学总论的一种模式》，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

因此，公法不仅不能断绝与私法的联系，恰恰相反，应该注重引入发达的私法中可以为公法所用的丰富营养，建构更多较为人性化的公法制度。问题的关键是是否有统一的行政法学。

公法监督制度因监督主体的地位与职能的不同而导致监督方式、监督效力等截然不同，无法形成统一性，而现代公法责任制度更是如此，宪法责任与刑法责任、行政法责任大相径庭。主要的论文有以下：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诉讼法的目的或息事宁人或解决纠纷或保护权利，等等，而且某一公法部门本身的目的就不是统一或唯一[27]。[53]统一公法学理论也绝对不能回避这些问题，绝对统一的事物亦是不存在的，公法、私法、社会法的三元分类，也是必须考虑的内容和前提。